（一）
这一年秋天，我进了本地的一所工科大学。袁静娴没有考好，本来想当医生，却只考取了高级护理专业。据说是因为早恋分了心，和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。那团支书倒是没分心，去了北大学国际金融什么的。
大学生涯本来应该是无比浪漫的，可我们学校女生实在太少，而且这学工科的女生，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，实话说都相对差一些。我比较懒，不愿意走出校门吃外食，只好读书打发时间。我们图书馆有一间小阅览室，架子上是本校各专业最常用参考书，我无论什么内容按顺序拿来就看，四年下来居然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。
我的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自学外语，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除了日语逮到什么学什么。图书馆语音教室的管理员都认识我，因为我总去借磁带，通常是这样的：请问有德语入门吗？什么？借出去了，那法语入门呢？西班牙语也行！这样的四年大学使我日后的应变能力比较强，很容易就能进入新的课题或另一个专业方向。后来我就毕业了，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。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无事可做，而且没有福利房可分，于是我不得不再找出路。那年月气氛比较沉闷，出国还得要侨眷证明，出国这条路对我是堵死了。
半年以后，我考了外企服务中心，把档案扔给人才交流中心，就去外企做事了。虽然没有福利房，可工资高出许多，人也风光一些。外企和国企最大的区别是：办公场所干净，人穿得整洁，特别是女职员，冬天也是西装套裙，丝袜加高跟皮鞋。我对白领制服的特殊癖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。我在外企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初恋。
我的女朋友林薇是同一部门的经理助理，那会儿女秘书的名声已经不行了，所以都改称办公室助理。
我是春节后去新公司的。上班第一天，人力资源部的人领着我熟悉环境。推开一间办公室，一个短发的女孩儿背对门正忙碌着。白色的长袖衬衫，蓝色的西装背心，蓝色的制服套裙，肉色的长丝袜，黑色的高跟皮鞋，标准的文秘装束。
听到声响，女孩儿转过头，对我嫣然一笑。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，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，我只觉一阵心慌意乱。
林薇不是城里的，比我小一岁，是大专生，和我的求职经历差不多。她毕业后在大兴的一所小学里教英语，学校条件差，冬天还要生火炉取暖。寒假时她经人介绍在公司里做零时工，后来就留下来了，比我早不了几天。那年月大学还没有扩招，我出身名牌大学，又是市区户口，在女孩子眼里还有一定的价值，很快我和林薇就走到了一起。
林薇没有袁静娴漂亮，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很相似，都很温柔好听。搂着一个漂亮的白领丽人，走在春寒料峭的建国门外大街，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，我感到非常虚荣。我那时非常单纯，恋爱仅限于牵手和接吻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而林薇住在她姐姐家，我们想做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条件。初恋时，我们不懂爱情。就这样，我们走过了春天，又走过了夏天。我以为，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然而，我错了。
我和林薇公开关系不久，就有同事委婉地提醒我，说林薇是一个“不断要求进步”的女孩子。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北京的春天很短，杨花落尽，蝉儿就唱起歌来，告诉大家夏天到了。等蝉儿唱累了，秋风就开始给西山染上一层红色。
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，我下班后留在了公司，准备直接去火车站，坐夜车去上海出差。临出门忽然想起来，有一份报告忘记交给老板。我回去取了文件，见经理办公室还亮着灯，敲了敲就直接推开了门。我顿时目瞪口呆：老板正搂着我的女朋友上下其手，而林薇衣衫不整，毫无反抗，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。我们三人都很不知所措，最终我强忍怒火摔门而去。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出了上海。
在出差的一个多星期里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很多。林薇和老板之间关系不一般，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，比如她一个大专生能够留下来，据说就是老板去特别争取来了。他们的关系恐怕大家全都一清二楚，除了我。我并不愤怒林薇和老板如何如何，毕竟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，大家都有权力选择。我恼火的是我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，我居然被欺骗了那么久。
从上海回来，我没有去质问林薇，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。我们在楼道里碰面，仍然点点头打招呼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，结论是：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，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，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，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。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：升职，加薪，出国培训，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。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，所以更加无所顾忌。
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，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，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。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，三十出头，我们都叫她琴姐，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，讲起话来和颜悦色，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，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。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，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，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，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。更要命的是，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。
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，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，还是完成时呢？林薇爱干净，不会躺在地板上，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？想象力真是可怕，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。
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。
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。这一年雨雪特别少，整个城市又脏又冷，让人很不舒服。
圣诞节快到了，公司里照例开晚会庆祝。按照西方人的惯例，家属们都被邀请了。我见到了我们部琴姐的丈夫，还聊了几句。那是一个本分的居家男人，一轻总公司下属单位搞技术的。我猜想他对妻子的工作性质不甚了解，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，对我大谈特谈一家两制的好处：他在国企等福利分房和报销药费，他的妻子在外企挣钱，过两年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实验小学。
我嘴上敷衍地恭维着他，心里无限悲凉：可怜的男人，哪里知道自己妻子的工作，竟然还包括宽衣解带，把宝贵的贞操和美妙的肉体，奉献给好色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！从那时起，我对所谓的职业白领女人充满怀疑，对西方和西方男人更是刻骨铭心地仇恨。
过了年，我就开始找别的出路，因为我的老板不断地找我的麻烦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留在大学里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国家教委修改了大学生强制服务制度，无论华侨与否，只要退赔培养费，本科一年两千五，就可以办护照出国。于是我开始准备托福和GRE ，给美国，加拿大，德国，法国和其它狗屁小国的学校写申请信。
我的托福和GRE 一塌糊涂，我哪里考得过学校里的专职考生！也许是上辈子积德，五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竟然拿到了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全奖。
漫卷诗书喜欲狂！我赶紧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一幅欧洲地图，查找这个奥胡斯到底在哪儿，然后辞职，交培养费，加急办护照，其过程就不详述了，基本上和妓女赎身差不多。
在我离开公司之前，林薇找过我一次。我们在楼下咖啡厅里枯坐了一会儿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最后，林薇开口说，她并不象我想的那样，那天我看到的，就是她和老板的全部。
我知道她的意思：她没有和老板上过床，如果我不介意，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。林薇和老板的关系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，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关键在于，我不再信任她。男女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，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八月底，我踏上了新的征途。
